年轮映初心   书香启新程

我自1985年从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调入人民出版社，进入图书出版发行领域至今整整40年了。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说只是短短的瞬间，但对于我来说，这40年中的每一个时间片段都值得回忆和珍视。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10年，先后从事编辑、发行和经营管理工作。在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工作20年，分别在发行管理司、新闻报刊司、财务司、办公厅、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等部门工作过。退休后，我又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工作了10年。

1991年，参加首届北京图书节

2000年10月，参加第十一届全国书市

这40年间，我经历了行业主管机构从新闻出版署到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再到中央宣传部的历史性变化；我见证了出版业从告别“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拥抱“数与网”以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我目睹了行业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分散走向集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数量规模型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

这40年中， 我参与了出版发行单位转企改制、中小学教材发行管理改革、报刊业治理散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版物市场的对外开放、行业财税优惠政策制定与实施、实体书店转型升级、农家书屋建设、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建设、新闻出版科技进步重大工程建设、发行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全民阅读与书香社会建设等一系列相关工作。

我把这40年保存下来的工作手记结集成书，不是要表现我个人的工作有多么完美，有多大贡献，有多少可炫耀的成绩，而是想通过我个人工作经历这一个视角，记录和反映出版发行业相关领域在这40年改革与发展历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值得回忆和思考的事情。因为这是时代的印痕，是行业发展的轨迹，也蕴含着未来发展的底层逻辑。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业里虽然有很多人与我同处一个时代，但由于角色不同或工作岗位差异而经历不同，感受也不同。这40年中，我每一次工作岗位的变动基本没有个人的主观选择，而是改革与事业发展的需要,是领导的信任与鼓励，推着我从这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从基层走到出版行政管理机关。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总会有贵人相助；每当工作上需要我时，我也都义无反顾。

20世纪90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工作

在担任人民出版社发行部主任期间撰写的有关市场分析报告

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出版社正处于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要建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机制的关键阶段。1988年，为加强社办发行工作，社领导选派我从编辑部到发行部任副主任，1992年任主任。我大概是首都出版界第一个从编辑岗位到发行一线的从业人员。1994年，我被借调到中宣部出版局参与“扫黄打非”工作，1995年又被公派到日本讲谈社研修一年，对于我来说，这都是人生中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是人民出版社的领导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1996年8月，我被调到新闻出版署发行管理司任副司长，进入了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从基层管理者转变为行业管理者，这一转变对我个人来说挑战巨大。出版业的改革是从图书流通领域破题的。从“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联”再到“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发行体制改革既如火如荼，又如履薄冰。加入WTO后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既要履行对外承诺，又要确保民族发行业特别是国有发行企业在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确保出版物市场的繁荣稳定，确保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小学教材发行体制改革涉及行业特别是新华书店的生存与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感谢署领导对我的信任与支持，使我有幸参与到这些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中，在实践中学习并得到了锻炼。

2001年，随原外经贸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欧盟文化委员会

2001年，新闻出版署升格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里司局级干部大面积轮岗交流，我从发行管理司调任新闻报刊司副司长。不久，中央决定开展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摊派发行的专项治理工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报刊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结构调整，其影响十分深远。我有幸参与调研和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特别是在政策的把握上，我从各级领导身上学习到了许多极其宝贵的政治和政策经验，可以说让自己终身受益。

2005年1月，我受命赴总署直属单位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任主要负责人，迎来了我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毫不讳言，当时的信息中心是一个“老大难”单位。在总署党组的支持下，在信息中心新班子的团结带领下，我们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走出了困境，迎来了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在信息中心工作的五年时间里，尤其是在我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总署领导给予我巨大的精神鼓励，总署机关的有关部门也给予了中心很多政策支持，这些往事令我难以忘怀。

2010年，为全面加强总署机关的信息化建设，根据总署党组的决定，我顺利完成了信息中心与中国版本图书馆的机构分离工作，组建了新的信息中心。在此后，我被调回总署机关，任财务司司长。这个工作岗位的安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不是财政专业科班出身，可以说压力巨大，挑战性极强。在总署领导的支持下，总署的业务经费和各项专项资金逐年增加，预算执行情况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形成了良性循环。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在财务司工作时的一些重要事项，比如，申请发行业增值税免税优惠政策、新闻出版总署重大科技项目专项资金保障、新闻出版专项资金执行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总署各分管领导都亲自过问、亲自出面与相关部委协调，并带队到各地检查指导。根据新闻出版业的工作特点，财务司始终坚持“资金安全、项目安全、干部安全、保障发展”的工作目标，并制定了一整套资金使用监督管理制度，发现隐患及时纠正，其做法和经验受到中纪委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2013年，新闻出版总署与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成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根据工作需要，领导决定由我主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宣武门）办公区的工作，我毫无怨言，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领导对我的充分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努力确保工作的正常运转，才是我应当做的。在那段特殊日子里，原总署党组领导和各业务司局的领导都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的政治修养、领导艺术以及勇于担责的精神感染着我，鼓舞着我。

2014年1月，我离开办公厅，调任新闻报刊司司长，这个任命其实距离我退休已经不到一整年了。我想这是领导对我这些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为我从业几十年来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新闻报刊司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情况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打击新闻敲诈，清理整顿记者站等硬任务又摆在我面前。同2003年治理报刊散滥相比，其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强，远远超出了一般出版行政管理的范畴。在总局党组的领导下，我们“稳准狠”地处理了一批典型新闻敲诈案件，关停了一批违规设立的记者站，治理成效显著，极大巩固和提升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清除了害群之马，净化了舆论生态。

2015年1月，我到了退休的时间。领导安排我到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接续杨牧之会长的工作，我确实感到诚惶诚恐。中发协1991年3月成立，第一任会长是出版署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刘杲同志，第二任会长是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同志。领导找我谈话时鼓励我说：“派你去担任第三任会长是局党组的意见，相信你能做好协会工作。”从出版行政管理机关转到社会团体工作，原以为可以轻松了，但实际上要想高标准做好协会的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发挥好社团组织的职能作用，创新工作方式，也绝非易事。

2021年1月，与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第二任会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首任总裁杨牧之同志（右一）

在协会工作的这10年，我深刻体会到：必须把好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到只帮忙、不添乱，这是协会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努力当好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行业进步的有力推手、企业发展的热心帮手，这是协会工作的基本定位；要以服务为宗旨，把协会办成企业之家，使协会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这是协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紧跟时代步伐，贴近行业发展实际，创新协会工作方式，这是协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基本途径；要加强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这是协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在协会这10年，我自认为做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也有不少遗憾与不足。幸运的是，行业内的同仁、朋友以及协会的同事们在这10年里给了我很多支持。特别是三年疫情期间，大家风雨同舟，团结一致，体现出高度的工作自觉。正是大家的努力，才使得协会呈现出积极向上、稳定有序的工作局面。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成立至今已经34年了，它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立，伴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发展。中国为先，书刊为本，发行为要，协会为桥，这是我对中发协这个机构性质和工作内涵的深刻感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相信后来者一定会比我干得更好。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这本工作手记共收录文章260篇，时间跨度40年。其中公开发表过的文章45篇，未公开发表过的215篇。在这些文章中，有我个人工作的思考，但更多是对新闻出版管理方针政策的宣传和阐释，也记录了一些重要的改革政策的决策背景和过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出版发行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市场竞争的新挑战面前，要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我们要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温故而知新。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往往可以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找到可借鉴的经验，触发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我原本并未打算把我的工作手记进行结集出版，我认为行业里藏龙卧虎，大咖云集，我的工作手记大都是一些公文写作，也略欠文采，不能班门弄斧。但在退休后的这10年里，每当我给新一代从业者讲述出版发行业40年历程中所发生的故事时，他们都觉得有趣有益，甚至在不确定性中找到了确定性，在迷茫中看到了方向，在矛盾的交织中找到了逻辑的起点。他们的成长进步，他们对事业发展的追求，极大地激励了我，使我鼓起勇气出版这本书。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承上启下、薪火相传是老一辈新闻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传统。我年轻时的每一次进步，都得益于老一辈出版人的言传身教。坦率地说，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我过去写的这些东西肯定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在某些方面也会有局限性。特别是书中涉及的一些人和事，虽然已成历史，仍可能引发不同看法，希望看到这本书的同仁予以包容和理解。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我多次更换办公地点，一些电子稿件因为设备和技术问题无法恢复，不少文稿已经遗失。我从事出版发行业40年，而本书文稿是从1989年起收录的，但这并不影响整体历史脉络的呈现。我要感谢中发协成永利和郭煜同志，在帮助我整理这些稿件的过程中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感谢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汪耀华同志对本书编辑策划提出的宝贵意见；还要特别感谢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胡长青同志，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田晓玉、副社长王伟同志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山东人民出版社重点项目编辑室副主任崔敏同志作为本书的责编，为本书的出版尽心尽力，以专业精神统揽全书，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四十年一路走来关心支持我的领导和所有同仁们！

2025年12月1日于北京